在观音山遇险之后，大难不死的萧铣下旨免了武攸县“地龙翻身”受灾村寨的赋税，并拨付专款赈灾，垦荒工程照旧进行。
将士们热火朝天地和苗瑶民众一块干活，一来促进军民关系融洽；二来可以增加粮草储备；第三，顺便将兵权收归到自己的手中。一举三得，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迅速形成。
梁国的功臣们因为接连的胜利和小农思想的制约，自恃有拥立之功，表现都很另类：专横恣肆、随意杀戮、目空一切，连皇帝萧铣都不放在眼里了。
一日，萧铣登上了象山，远眺巫水河岸：“窝在武攸县城，时间一长，掌控不了那些散落在各州县的将领，我岂不成了山大王？”
中书侍郎岑文本似乎看出萧铣的心思：“皇上，这巫水河畔有灵气，左狮右象的，风水宝地，我们不如在竹丝峒再建一个都城？”
萧铣当然不会同意岑文本的建议：“自古以来，无穷乡僻野立都之惯例，何况竹丝峒那土城太小了，容纳不下多少人马。朕还是回江陵水城去比较好。”
“皇上，臣听闻步城之地，山高路远，是个藏兵的好地方，易守难攻，以山溪之险固国，立行都也未尝不可。”岑文本坚持说。
“极楚南边，诸多不便，罢了，罢了。”萧铣罢手道。
“陛下，你是属兔的，久居水城，不利，望陛下三思。”岑文本掐指一算。
“我梁国有三多：一、土地多，疆土东至九江，西抵三峡，北至汉水，南尽交趾，南方之地皆归梁；二是兵多，朕麾下雄兵四十万；三是朕的将多，有董景珍、雷世猛、郑文秀、许玄彻等七小虎，手下人才济济。有了这三多，即便住水城，朕可高枕无忧矣！”萧铣嘿嘿一笑，“就算是北方的李渊来了，朕也可以和他打个平手，划江而治……”
萧铣并没有什么长远的目标，也没有严明的纪律，想当然的行事风格，在乱世注定了只能当个草头王，至多是割据一方，成不了大气候的。
岑文本读懂了萧铣，不再多说，寻思道，哎，萧铣得过且过，唐朝才是最大的对手，为何他视而不见？
于是，糊里糊涂的萧铣便多了一个响当当的外号——萧三多。一介落魄书商、一个小小县令，如今却拥有如此大好的河山，重要的是它归萧家人掌管，个中的美妙心情，只有萧铣自己能懂。
就在萧铣顺风顺水，一路风雨兼程、高歌前行之时时，一场来自梁国的内乱改变了整盘棋的格局。
功臣尾大不掉，的确是摆在君王面前最大的难题。对此，萧铣又恼又怒，冥思苦想，想出一招“务农释兵权”的妙计，想通过为民减负，发展农业，裁减军队，解甲归田的幌子，达到削夺众将帅兵权的目的。
放兵营农的理念，对一个健康的政权是非常必要的，没有哪一个国家需要维持过量庞大的军队。但其正当性和可操性严重取决于执行的时间和具体环境，缺乏环境适应性的政策，从来都是有害无益的。萧铣并没有看到这一策略的隐患，只图一时痛快。
萧氏的政策，毫无疑问地带来政治紊乱和军事崩溃的双重灾难性后果。董景珍等元功宿将表示出强烈的抵制，但该项政策仍然强硬地推行开来，都城江陵周边的军队被解散一大部分，除了萧铣的亲卫军队，大量岳阳系统的兵力被卷入罢散的行列中。
在明知矛盾已经逐渐酝酿扩大的同时，萧铣并未采取相应缓和措施，以稍稍安抚将军们的情绪。
冲突没有意外地爆发了。罢兵造成利益损失最大的，自然是晋王董景珍，他既是岳州系军队的首领，又是萧梁的大司马——理论上的兵马大元帅。萧铣要散兵，就是要拿董氏集团开刀了。
董景珍的弟弟董景贵也是将军，直来直往，他自然明白萧铣心里打的小九九，是要收割他们。对此，他选择了走黑道——谋反，密谋诛杀萧铣。
结果因为保密工作没有到位，阴谋败露，萧铣来了个先下手为强，立即逮捕并斩杀了董景贵。可能萧铣觉得这样还不过瘾，马上下了一道诏书，赦免了董景珍，请正在长沙征战的董景珍速回巴陵。
内讧已然形成，一道毫无诚意的赦令并没有什么作用。董景珍一听，心都结冰了，弟弟没保住，自己也差不多了，谁会提着脑袋，傻乎乎地送到江陵去萧三多砍呀？
董景珍迅速向唐朝军队抛出了橄榄枝，派人与镇守巴蜀的李唐赵郡王李孝恭联络，接洽投降事宜。唐朝方面也十分快速地作出了反应，镇守峡州的许绍整军准备出峡接应。
萧铣被迫接招，长沙是梁版图的核心区域，如果发生了里应外合的事件，后果将无法收拾。萧铣遂令齐王张绣率军进攻长沙，坚决地削平叛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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